孩子走后，这座房子就变成了标本。不是死亡的标本，是某种更尴尬的、介于“在”与“不在”之间的封存态。妻子把孩子的东西都留着——那堆画满拱形的纸，那块蓝灰色的石头，那件袖口磨破的小棉袄。她每天擦拭家具，唯独不擦孩子的床，也不收起那碗总是盛着的、早已干涸成壳的粥。 父亲不再记录。那个厚厚的笔记本被合上，塞进了书架最深处。但他戒不掉凌晨三点十七分的清醒。那是刻进生物钟里的诅咒。每到那个时刻，他就会自动睁开眼，侧过头，看向床边空荡荡的位置，仿佛还能看见孩子抱着膝盖，琥珀色左臂泛着幽蓝的光，用苍老的嗓音说一声：“粥。” 起初，他以为这只是丧子后的创伤应激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听见了回声。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，窗外的蝉鸣噪得像要把玻璃震碎。他在失眠中忽然捕捉...